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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会议 1958.1.11～1.22（3）

毛泽东每到一处，总要把当地的报纸拿来翻阅研究一番，借以了解当地各方面的情况和基层思想动态，并把这些同自己的所思所虑相映照。毛泽东自己也习惯动手写东西，一般不要秘书代办，即使对中央别的负责人，他也总要“干涉”一下用秘书多的问题。对报纸的宣传，他十分重视。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建国之后，他亲自动笔写过不少社论，亲自动手修改的更不胜枚举，这在中央领导人当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作为党的主席，他更是直接抓《人民日报》的工作。现在，他对广西的省委书记们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要求他们抓省报的工作，写好社论，办好报纸。

如此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并非空谷来风。这些天在南宁，他一直在脑海中盘旋着这么一些问题：文件、秀才、理论、文风、文法、学哲学与学逻辑……他在1月16日的讲话中，就主要阐述了这些问题，对此，他是这样说的：

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个人每年搞篇把文章，事情就好办了。苏联文件不重视理论，没有理论兴趣，不讲哲学，文法也不对，光说些事务上的事情。领导干部也要研究文法，什么叫介词、连接词，因为、所以、虽然、但是等，都是连接词。研究词章之学，这是文法。不讲这些东西，于革命事业不利。

领导干部学理论，讲究文法词章，是毛泽东一贯也是特别的要求。从他身边所用秘书的博学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凡是经常向毛泽东书面汇报工作的部长们，也一定深有体会。那些言不及义、枯燥无味的报告往往会被毛泽东搁置一边，甚至会受到不轻的批评。

毛泽东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直到10个月后才由毛泽东亲自许可公开发表，引起新闻、报纸与各级党的宣传部门的重视，此为后话。至于毛泽东逝世后，广西壮族自治区跋山涉水长途运来优质的汉白玉石、大理石和花岗石扩建这封指示信的纪念碑，则是后话了。

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此次在南宁，还经历了一次虚惊。说是虚惊，其实也确实是令人不得不防。不过毛泽东却再一次表现了他在最后撤离延安面对逼近的胡宗南部队时那样的勇气和胆略。

那是1月17日深夜1点多种，我雷达部队发现了国民党的一架飞机正由海上朝广西方向飞来。那时，台湾海峡不平静，风来雨去，瞬息万变。随毛泽东一同到南宁的空军副司令员何庭一心里紧张：别是国民党军探知了毛泽东的行踪?探知了南宁会议的安排?

一刻不敢怠慢，何庭一要秘书用电话紧急联系柳州军用机场，命令那里的空军歼击机，要他们立即起飞，无论如何也要拦住敌机，把它干掉。

南宁城全部断电熄灯，以防空袭。卫士们请毛泽东去防空洞躲一躲。

“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毛泽东手一挥。

有人劝说道，我们要对主席的安全负责。

毛泽东却正言道：“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又回来了。他能把我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说完，他吩咐卫士长：“把蜡烛点着。”他要继续工作。

李银桥劝道：“主席，还是防备万一，去防空洞吧。”

“我不去!”毛泽东已经有些很不耐烦了。

“把蜡烛点着!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毛泽东又加重了语气。

蜡烛点燃了，毛泽东不再说什么，又埋头去看他手里的书，那是一本《楚辞》。他看得津津有味，忘记了外边的世界。

1月22日，南宁会议结束的这一天，毛泽东去南宁人民公园接见了4万多各族群众。

也是不凑巧，安排下午4点钟的接见．不到2点钟，天就下起雨来。南方雨水勤，雨水多，一下起来，就淅淅沥沥不停。

还没出发的毛泽东眼望屋外，在想着什么。一会儿，他让卫士请来省委的刘建勋和韦国清，对他们说，这雨老是不停，别让群众淋坏了，我们还是早点去吧!

的确，安排4万多人的接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公园披上了盛装，接受检阅的人群早已按指定的地区排好了整齐的队伍。他们在等待，即使是风吹雨淋，也在朝一个方向等待着、翘望着，谁愿意放弃这难得的机会呢?

4点的接见提前到了2点多，毛泽东冒着雨来到公园。沸腾的人群欢呼着，盖过了风声雨声，冷雨和热泪一起流淌。
雨越下越大了。在连声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在青年们敬献的鲜花束中，毛泽东迎着人群走过去。他的步子迈得很大，脸上和御寒的风衣上早已滴满水珠。

接见结束，毛泽东对刘建勋和韦国清说的第一句话便是：

“天还在下雨，别让群众淋着了，叫他们先回去吧!”

专机接来两个“冤家”，也搅起事关三峡工程的一场争论。输也好，赢也罢，嫌一万年太久的毛泽东说：“两百年太少了”

1月17日，南宁会议临近尾声，下榻明园的毛泽东的情绪仍在亢奋之中。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自己两年前横渡长江后在《水调歌头》中描绘的宏伟蓝图能实现吗?在三峡筑坝，解决长江防洪及水力发电问题可不是什么小事。毛泽东考虑着，就自己内心来说，是希望三峡工程尽快实施的，对水利部特别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及其负责人林一山的主张，也有了较详细的了解。但据薄一波反映，此事还有反对派，而且在水电和水利两部之间还有许多矛盾难以协调。看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争论的双方林一山和主管水电建设工作的李锐找来，当面锣对锣，鼓对鼓，各抒己见谈个清楚。

已经是中午了，去北京、武汉接李锐、林一山的专机也该回来了吧?毛泽东心中惦记着，三峡问题也在脑海中一幕幕地闪现。

“长江”舰上初画蓝图

1953年2月10日到22日，毛泽东乘坐“长江”舰在“洛阳”舰的护卫下，从武汉往南京，三天三夜，林一山一直随侍在侧。

船刚开出，毛泽东就派人叫林一山。林一山匆忙夹上一本《申报》地图赶来。

“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毛泽东指着那本地图。林一山说是在东北打汉奸时弄到的。

“这本地图还是不错的，早年我路过湘南时，也弄到过一本，以后打仗行军还时常用它，长征中它给我帮了不少忙。”毛泽东说着，打开地图，用红铅笔指点着，单刀直入地问：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

问完，铅笔指向西北高原，指向腊子口，又指到白龙江、略阳、西汉水，道：“从嘉陵江的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

林一山回答说从这两条江向北引水不行，并分析了理由。

“引汉水行不行?”毛泽东又问。

林一山说汉江和渭河、黄河平行，中间只有秦岭、伏牛一山之隔，它由西而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兴建引水工程，把汉江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毛泽东不住点头，指示林一山立即组织查勘，一有资料就汇报上来。

这是在军舰上毛泽东与林一山第一次谈水。

21日，毛泽东重点听取了林一山关于长江流域的气象特点和暴雨区的分布情况，以及气象水文和洪水成因问题的分析。

提及三峡，则是在舰上的另一次汇报中。

“怎样才能解决长江洪水的灾害呢?你有什么设想?怎样才能除害兴利?”毛泽东问林一山，这也是他自己十分想找出答案的问题。

林一山展开了《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指着图上大大小小计划中的水库，汇报长江防洪设想，说要在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拦洪蓄水，综合利用，解除水害。

长长的汇报完了，毛泽东左手插在腰间，沉吟片刻，右手提笔在图上画上一个大大的圆圈，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呢?”

林一山答说当然抵不上。

毛泽东伸手指向三峡口：“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林一山很兴奋：“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毛泽东笑了：“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你不也这样说?”

的确，毛泽东渴望这一征服长江的浩大工程能尽快上马，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在长江上航行，也算是就地论事，毛泽东把南水北调引汉济淮济黄、三峡水库和长江流域规划都问到了。

两个“冤家”碰了头

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发生之后，在京汉线的专列上，毛泽东又听取了有关三峡的工程技术问题和坝址查勘情况，南津关坝区和美人沱坝区的地质基础情况。
大概也在此时，正和刘澜涛一起率领燃料工业部电力代表团在苏联参观的李锐也接到征求修三峡工程意见的电报。他的回电很实际：现在还没有力量顾及此遥远之事。

然而，这“遥远之事”已被摆在眼前。

1955年，黄河流域规划已经完成，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始组织中、苏专家查勘长江和三峡坝址。到年底，水利部就传出三峡工程可以3年勘测设计、4到5年施工建成的说法。

1956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成立，主要进行三峡工程的研究设计工作。同年夏天，毛泽东一曲《水调歌头》吟出激情如潮。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特号字标题的新闻，副标题为“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发工程方案，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即将完成”，文中还涉及了施工期间的具体措施。一时，上三峡工程的舆论四起，呼声日高。

然而，不同意见也时有表露。李锐几万字几万字地写文章写论文，阐述和林一山的不同观点，发表在专业刊物上。在国务院有关三峡的会议上，他也在尽快动工的众口一词中坚执己见。对《人民日报》的文章，李锐也写出3000字《论三峡工程》寄该社。由于周恩来不赞成当时在党报上公开争论此事，文章的清样也就搁下了。于是，李锐再写6000多字的长文《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做好长江规划工作》，发表在《水力发电》1956年第11期上，认为长江规划以大三峡方案为主导的急于上马的思想，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他认为，长江工作规划，应当遵循毛泽东这样的指示精神：不可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这些情况，毛泽东有时了解得多一些，有时了解得少一些，但争论存在的事实他是不回避的。争论激发了他更大的兴趣，他要看看，双方都有些什么理由?

对林一山，毛泽东了解颇多，这几年长谈短论有过几次。对李锐，近年虽无接触，却也不陌生。在延安时李锐在《解放日报》写的社论和文章颇受好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也是他的专著，而且是个湖南老乡。湖南人的辣劲可是出了名的哟!

就在毛泽东前思后想这一切时，林一山和李锐已经到达南宁，下榻同一座宾馆。过去在延安就和李锐熟识的田家英找到李锐，三言两语介绍了会议的一些情况：主席大批“反冒进”，大家紧张得很，有的人都睡不着觉。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反冒进”社论原件，也专程从北京调来了。主席认为“反冒进”砍掉了多快好省、农业纲要40条和促进委员会，泼了冷水，泄了气，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主席还批评做经济工作的人只务实不务虚，只专不红。说平时不通气，一来文件就倾盆大雨，四时八节逼着签字，这实际上是一种封锁，表示要反对分散主义，只专不红。随后见到的周小舟也告诉李锐，毛主席在插话中批了张奚若的那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显然，政治气候不适宜李锐唱“反调”。不过，他的心情还算平静，他相信自己的理由站得住脚。

晚饭时，了解林、李二人争论经过的人开玩笑说他们是“两个冤家碰了头”。

“御前”争论见分晓

晚饭后，离“明园”不远的一间会客室中，专门研究三峡问题的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召开。像考生面对考官，林、李二人都坐在正对毛泽东的长条桌的那一面。参加会议的除各大区和中南各省的负责人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

会一开始，毛泽东便开门见山，要林一山、李锐开腔，并问林一山：

“你要讲多长时间?”

林一山说要两个小时。

又问李锐：“你要讲多少时间?”

李锐说要半小时。

两人客气地推让一番，自然还是主管长江的林一山先发言。

林一山是个博学的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侃侃而谈，很有激情。搞三峡工程是他朝思暮想的宏大心愿，他带来的文件箱里满满装着的都是有关三峡的勘察资料。
林一山从汉朝贾让治水谈起，历数长江洪水灾害给百姓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以及至今存在的众多隐患；讲到长江流域丘陵地区也有的旱灾；讲到水力发电是我国工业的主要来源，以及为了15年内赶上英国，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要求与电力增长要求之间的比例；讲到国内航运事业的落后，以此论证实现以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林一山还谈到了三峡工程投资的可行性，最后又谈到了三峡工程技术上的可能性。

李锐则首先对黄河与长江不同的水量、洪水及泥沙量、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做了比较，说明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好河，认为三峡工程只能控制长江流域面积50％，对湖南四水及赣江、汉江则无能为力，对宜昌以下中下游平原地区的涝灾更是望洋兴叹。堤防是我国自古以来也是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不可贬低而放松其作用。防洪标准只能依据国力逐渐提高，长江防洪最重要的措施在加固堤防和分蓄洪水，想以三峡工程一下子解决百年、千年一遇洪水是不现实的。李锐还提出，修建三峡工程需要移民100多万人，是个极其严重极为困难的问题。他还讲到，国家应利用水力资源极其优越的条件，尽力开发物美价廉的水力，电力工业长远方针应是走“水主火辅”的道路。李锐把随身带去的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铺在桌上请大家看，自己又接着谈到，左右三峡修建时间是国家财力、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电力而不是防洪，而三峡这样大的电站，要在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另外，还有地质情况及工程技术等很复杂的问题不容有任何疏忽，三峡工程同国防与世界形势也有不容忽视的关系。

听到这里，毛泽东点头说，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绝不能遭受破坏。也有人附和，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生命安全问题。

争论的双方都把自己的理由陈述完了，该毛泽东表态了。毛泽东却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

看起来，毛泽东还没拿定主意，上与不上的两种意见还要经过第二个回合的较量。

第三天，林一山扬扬洒洒2万多字成文。这篇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共涉及四个问题：(1)长江概况；(2)综合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迫切性和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作用；(3)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流域规划；(4)有关兴建三峡枢纽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李锐的文章8千字，题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除了论述电力工业赶上英国的四个问题外，对三峡工程提出六点看法：(1)控制三峡修建时间的主要因素是什么?(2)投资问题；(3)105万人的搬迁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4)三峡与国防的关系；(5)三峡的技术问题；(6)关于“围堰发电”问题。林、李两人的文章付印后，迅速地发至与会人。

剩下来的事情自然就是最后裁决了。

第三天的晚上，会议室里又坐满了人。虽然没有人说笑，但气氛已不似前几天那么紧张。1992年，李锐发表过一篇文章《关于三峡问题的“御前”争论——忆毛主席亲自主持的1958年南宁会议》，其中这样形容这次会议：“大概有点像围棋什么名人战、天元战的结局一样，胜负已决，只待主持者宣布结果，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散了。”

毛泽东宣布的结果是，三峡问题并没有最后决定要修建。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讲话是从赞赏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开始的。他特别称赞李锐文章中关于电站容量跟电网及全国电力的比重关系，以及坝址地质条件的说明。对于三峡问题，毛泽东说，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修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关于水电，他说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没有水力的地方，当然要搞火电。最后，毛泽东又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南宁会议最后一个议题——三峡问题，到此算是有了眉目。对此，李锐后来评价说：“由此可见，在当时那样紧张的批判‘反冒进’的形势下，三峡这样具体问题争论的结局，同这种形势完全不协调，可见只要言之成理，毛主席那时还是很听得进反面意见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

会后，周小舟对李锐说：“你中了状元了!”

不过，状元也好，秀才也好，李锐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幕：散会前，毛泽东指着他说：你当我的秘书，需要这样的秀才。李锐忙道，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但毛泽东却不容他推辞，说：是兼职的嘛。于是，李锐的命运由此改变。

何时高峡出平湖

三峡工程之争暂告一段落，舆论也渐平淡。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把三峡问题交与办事一向细致缜密的周恩来管。

周恩来在会后出访朝鲜，2月底一回京，便风尘仆仆赶往武汉，在李先念、李富春的陪同下溯江而上，视察三峡。3月8日，周恩来到重庆，又旋即转赴成都，出席在此召开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会议的主题之一，便是继续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然而，心情并不轻松的周恩来没有忘记把查勘三峡的情况以及对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做一个全面的报告。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会议批准了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动工兴建的项目，并把一项引汉灌溉工程列为丹江口的同期工程。对三峡问题，会议也做出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意见稿时，在其第一项中“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一句后，落笔加写了一句话，把自己在南宁会议时的意见更加明确化了。毛泽东加写的这句话是这样表述的：

“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决定虽未做出，但准备工作可以说是一直在进行之中的。

根据林一山1978年的《长江舰上见毛主席》一文回忆，1958年夏季在武汉的东湖之滨，毛泽东曾让他汇报长江泥沙问题，也就是规划中的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

当时，林一山说，长江的含沙量远比黄河少，相对量少，但绝对量还很大。根据计算，三峡入库泥沙，每年约5亿吨，合4亿多立方米，三峡水库的总库容，大约200年才能淤死。

毛泽东沉思着，说：“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只200年太少了!”

这让人不由想起毛泽东的一句有名的感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的确，毛泽东渴望着国家能够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以改变在世界上一穷二白的落后地位。但此时，他又的确认识到，不争朝夕，只缘200年太少!

三峡工程的脚步由此渐渐放慢，但并没有被忘却。

34年过去，三峡问题重登中国历史舞台。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

“决定批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2006年5月20日，世界最大的大坝——三峡大坝全线建成。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人不离镫，马不卸鞍。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乘专机飞往广州，在那里休息了两天，26日离开广州返回北京，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讨论1958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他在会上的讲话，主要阐述工农业发展目标、工作方法、知识分子和对“右派分子”的政策等问题。他信心百倍地说，经过去年的大鸣大放大辩论，群众热情甚高，有把握15年赶上英国。

他还从东西方的饮食习惯和特点引证“小米加步枪”的威力，他说：中国地大物博，还有那么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么办?无非少吃一点。东方人吃素，东方风味，恐怕还要继续下去，这样身体健康。西方人食物多脂肪，越往西越多，我说西方肉食者鄙。我们过去的战士每天是四钱油，三钱盐，可是能够打胜仗。那些美国大少爷兵却打败仗。

毛泽东信誓旦旦地提出要向两个方面开战：一是像除“四害”一样打掉官风官气，最好根绝；一是开展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注意力要逐渐引到搞技术革命上去，但社会革命还要天天革。

毛泽东对明朝人徐霞客充满钦佩，认为徐没有官气，跑了那么多路，发现了“金沙江导江”，从而推倒了以前经书上的“定论”、陈陈相因的旧说——“岷山导江”。毛泽东还说到郦道元，那部《水经注》的作者：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

最高国务会议结束后，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随即召开，批准了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实际上，这是实现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动员大会。会议期间，2月2日、3日，《人民日报》连发两篇社论，继续批评所谓右倾保守思想，提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造起了“大跃进”的声势。

在开会的间隙，毛泽东曾在2月5日乘专列到山东济南，同省负责人和一些农业合作社社长谈话。2月11日，会议结束。

2月12日，毛泽东的专机离开被他视为只“是个加工工厂”的北京，往能出产“原料”的基层而去。这次，目的地是东北。

说工人下班了，敷衍不了毛泽东。雪夜访黎明机械厂，他关心的问题有两个：职员太多；开工不足的浪费

天上飘着雪花。远处，灯似繁星，错落有致。

沈阳机场一派紧张肃穆。这是1958年2月12日的傍晚。辽宁省省委的有关负责人正在冒雪等候毛泽东的到来。接待工作已经检查了又检查，一切就绪。

1950年，毛泽东从莫斯科访问归来，回北京途中就在沈阳做过短暂的停留，顺便视察了沈阳医学院和一个橡胶工厂。辽宁是重工业地区，基础好，实力强，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对此，毛泽东十分关注它的发展。时至1958年2月早春，毛泽东又要专程来此，视察几个工厂企业。

专机终于出现在机场上空，滑向跑道，已经等了不少时间的省委领导人兴奋地迎上前。

毛泽东身穿大衣，精神饱满。一下飞机，互相认识寒暄之后，他提出第一个要求是：去工厂看看。

去工厂?这会儿?他们都愣住了。按预先的安排，应该是去宾馆休息。省委负责人上前说：“主席旅途疲劳，还是休息吧，再说工厂事先又没做安排。”

毛泽东不松口，重复说，他要去工厂。而且他对这个理由不屑一顾：“没安排也可以看嘛!”

又有人过来劝说：“天黑了，都下班了。”

毛泽东有点不高兴了，反问道：“工人不是三班倒了?”

再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挡他。于是在辽宁省委、沈阳市委负责人黄欧东、焦若愚的陪同下，毛泽东直接从机场到黎明机械厂。

黎明机械厂是解放后兴建的，在当时来说是现代化的大型工厂。建厂前，沙盘模型曾送到中南海，受到毛泽东的亲自过问。这次毛泽东到沈阳，自然是最好的视察对象。

前面就是办公大楼了。打前站的人早已通知了厂方。由于事出突然，在此等候毛泽东的厂总工程师程华明既兴奋更紧张。

毛泽东下车后，拉程华明一起坐进了车，并请他坐在自己的身边。

问清了程华明的职务，毛泽东说：“总工程师管很多的事情哟!像总理一样什么都得管!”一句诙谐的话，不仅把别人都逗笑了，程华明也轻松了许多。
说话间，总装车间到了，毛泽东径直走进厂房。正在工作的工人们被照相机的闪光灯吸引，循声望去，都怔住了——这不是毛主席吗?那么熟悉的面容。犹豫一会儿，不知由谁迈出了第一步，大家纷纷朝前聚拢。眼前的这个伟人竟伸手可触：一顶夹帽下，一张红润的脸，银灰色半旧的夹大衣。脚上，棕色的皮鞋前尖都磨白了……

毛泽东边走边详尽询问生产情况，有时为弄清楚一个细节，一连询问好几次。他问程华明，全厂总共有多少人?年生产能力是多少?厂里的工人、职员、管理人员各有多少?程华明一一回答。

“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职员，不是太多了吗?”毛泽东似乎有些不满意，但语气和蔼。

走到光荣榜前，毛泽东站住，问起干部下放劳动的情况。

程华明汇报说，这光荣榜上的下放人员，有些是到农村定期锻炼，有些则轮流到第一线当工人。毛泽东满意地点头，并说，要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一件大事坚持下去才好。当他听程华明说边上一名正在操作的工人就是下放干部时，他特意走过去，和他握手。

宽敞的车间里，贴着不少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大字报。指着这些大字报，毛泽东扭头问程华明：“你们这里也有浪费现象吗?”

程华明说：“有时也出废品的。”

毛泽东又问：“有停工现象吗?”

程华明说：“有的时候会由于原材料、零件供应不上，出现局部的停工。厂内还有一部分剩余生产能力。”

毛泽东说：“我看你们最大的浪费就是开工不足。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程华明回答：“除生产主产品外，我们打算生产供农村做动力用的机械。”

毛泽东很高兴：“这样很好!生产农业机械是个方向。像你们这样的大厂，不支援农业是没有道理的。”

短暂的视察很快结束。夜幕早已笼罩大地，寒气袭人。然而毛泽东离开后，黎明机械厂却没有平静下来。人们议论纷纷，为毛泽东突如其来的视察而兴奋激动。见到毛泽东的人连说带比画，没有见到的一边听，一边问，一边惋惜自己没福气。女工金玉凤从厂子到家有十几里地远，平日每天下夜班她都留宿厂内。今天下班，她按捺不住，穿过僻静的大街小巷，竟一口气奔回了家，进门就迫不及待地嚷嚷：“我今天见到毛主席啦!”自然这又让家人吃了一惊。

就在金玉凤往家赶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在省委安排的宾馆里开始夜间工作。他随身携带的两大提包书籍和文件，这时都摊开来放在了书桌和硬板床上。

原来的房间里铺设了沙发床和崭新的被褥，毛泽东见到后，说：“这样的床铺我睡不惯，还是硬板床好，留一条毛巾被就可以了。”服务人员只好把厚被褥拿走，把沙发床面翻过来变成硬板床，铺上毛泽东自己带来的薄旧军被。

在服务人员整理床褥时，毛泽东自己走到洗脸间，把为他预备好的毛巾、香皂规规矩矩整整齐齐放在一边，然后拿出自带的牙具、旧毛巾。

床前的台灯偏矮，工作人员要拿走换个高点的，被毛泽东制止了：“垫一垫不就可以了么?”于是工作人员找来两块砖头，包一包，垫在了台灯下，毛泽东一拍手：“这就蛮好嘛!”

雪更大了，屋内的灯更加明亮。毛泽东伏案工作，全然忘了时间。

负责保卫毛泽东安全的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张铁军看看手表，已经午夜1点多钟了，他轻轻走进房间，催毛泽东休息。毛泽东说：“我有些事情还没办完，你们辛苦了，先休息吧!”

2月13日清晨4点多钟，毛泽东还在看书。当张铁军再一次催促他休息时，他却催促张铁军了：“天快亮了，安排今天的活动吧!”

毛泽东对批评官僚主义的壁报感兴趣。这一天，他两次临时停车，就为看看自力更生的工业与农业的机械化

2月13日清晨，天放晴。雪后的沈阳，空气分外清新。曙光初露，便已有几丝春意传达过来。

通宵未睡的毛泽东简单用过早点，便紧着催促安排下面的活动。由于昨天已经去过了黎明机械厂，所以今天的日程上便只剩下视察松陵机械厂，然后乘车去抚顺。

谁知这一天，毛泽东又两次改变计划，增加了对沈阳小型开关厂和高坎乡的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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