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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会议(1958年)

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在1958年5月。在这之前，毛泽东于1957年冬、1958年春批“反冒进”；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大批周恩来，迫他承认“反冒进”的错误。南宁会议清除了发动大跃进的障碍，却使中央权力体制的弊端、政坛的“浮夸风”加剧，导致后来的大饥荒和饿死人。

反对冒进引发斗争

对于农业合作化、经济发展的速度，高层有意见分歧。毛泽东有脱离现实加快发展之想，主持国务院的周恩来、陈云，主张稳步发展，不提过高指针。

1956年，毛泽东宣布完成农业合作化（初级农业合作社转为高级社）、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他打算加快工、农业的发展速度，定出很高的经济指针；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则主张，正视地方干部盲目追求数字的“冒进”。

1956年6月，周恩来在人大会议上的报告，提到“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在刘少奇主导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在《人民日报》社论送审文稿上，毛泽东批“不看了”，以示不满。

1957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举行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指责“反冒进”。同年11月，他指示《人民日报》起草社论，批判“反冒进”，提出要来一个生产的“跃进”（12月12日发表）。

12月31日，毛泽东阅《浙江日报》社论后批示，鼓吹当“大跃进”的促进派；社论提及有“少数”的促退派，他把“少数”改为“许多”，下令《人民日报》转载。这是针对周恩来的举动。

南宁会议迫周恩来检讨

1958年1月初，毛泽东召集华东六省领导人在杭州开会（杭州会议），首次点名批判周恩来，指责“反冒进”和批个人崇拜，说：“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

毛泽东意犹未尽，于1月11至23日召开南宁会议，应召出席的是国务院和部分省的负责人，共20几人。在会上，毛泽东挖苦周恩来，令他十分难堪。

毛泽东先以“红而不专”嘲讽，他说：“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红了……如反冒进”。所谓管“实业”的人，是指国务院的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都被毛泽东批判。

在会上，毛泽东说：“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陈为民革的常委、张为教育部长）毛泽东提及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修改后发表），责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答：写不出来）……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此话一出，谁还敢讲话？周恩来被迫检讨，毛泽东的怒气稍减。但在3月的成都会议，毛仍批他，并鼓吹“不断革命论”。

毛泽东原想以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接任总理，但因周恩来认错而作罢。在成都会议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柯庆施和四川的李井泉、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河南的吴芝圃等是狂热支持者；1958年5月，柯庆施、李井泉进入政治局。

1955年，叶子龙在离家20年后，第一次重返故里。也是在这一年，中共党内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揭露批判了高岗、饶漱石。早在1953年夏秋之际，高岗串通饶漱石积极活动，企图拱倒刘少奇，使自己成为党的第一副主席、毛泽东的唯一助手。当时不知是经过何人授权，安子文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人选名单。饶漱石拿到名单后，四处散布，说是刘少奇授意的，刘有个组织“圈圈”。叶子龙也看到了那份名单。

　　高岗、饶漱石的不正常活动引起中共许多负责同志的警觉，并向中央反映，毛泽东也有所察觉。他在那年12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对高、饶提出了警告。然而高、饶执迷不悟。毛泽东遂建议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批判高、饶。笔者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说是高岗夫人说当年高岗事件中间有些误会，便向叶子龙打听有关情况。叶子龙说：“我记得很清楚，毛泽东当时跟我讲过：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还要让他继续工作，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可在开会期间，高岗开枪自杀。一开枪，矛盾性质就变了，毛泽东不理他了。结果，他在8月，又服安眠药自杀。”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不让录音

　　很多时候，毛泽东想上什么地方去，会亲自指示让叶子龙先去看一看，或布置一番，在外地定下活动日程，也由叶子龙同各方面联系、安排。

　　例如，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那是1957年底，隆冬时节，北方天寒地冻。毛泽东要我先到南方转一转，说是看看各处的房子，以便安排开会。我就到浙江的杭州、云南的昆明、广西的南宁等地转了一圈。在南宁，发现也有可用于开会的房子，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决定在南方开会，南宁也是一个开会地点。”

　　这样，叶子龙又为在南宁开会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当时南宁没有暖气，若逢阴雨天，室内还挺冷，叶子龙就同上海方面联系，从那里弄来了电水暖器。

　　笔者从一些材料和书籍中了解到，那次南宁会议气氛比较紧张。从1957年下半年始，毛泽东就对1956年中共部分领导人提出的反对经济冒进的意见展开批评。12月在杭州、上海等地开会时，指名道姓批评了周恩来等人。到南宁后，更把批评反冒进推向高潮。

　　在南宁会议上，印发了22份参考文件。其中李先念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报告中反冒进的部分言论、《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的社论、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关于1957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都是作为供批评反冒进的材料用的。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几次讲话，在听汇报时几次插话，都是批评反冒进的，且言词激烈。

　　据有关记载，毛泽东对柯庆施《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非常欣赏，视为反冒进的鲜明对照。甚至拿着该文质问周恩来，能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周恩来回答写不出来后，毛泽东进一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种情况自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内，似乎还是第一次。

　　叶子龙回忆说：“由于毛泽东批评了好几位领导人，而且话说得很不客气，南宁会议的气氛的确显得紧张。以往开会期间，为了松弛、调节一下，时常安排一些活动，跳跳舞。可这次大家会上会下都不怎么说话，舞厅也没有人去了。”

　　笔者听说也是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对会议录音发了一通火，不许录音，就问叶子龙是否确有其事。“是有那么回事，本来录音的工作都布置好了，线也拉好了。毛泽东生气后，赶快全撤了。”

　　说到录音的事，笔者想起“文革”期间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有几位所谓“黑帮”的罪名之一就是对毛泽东搞“窃听”。“文革”后是非得到澄清，所谓窃听，实际上就是正常的录音，但没有事先向毛泽东请示。然而“文革”期间，很多人以“窃听”的罪名挨了整。

　　经笔者向部分知情人询问，得知之所以有人能利用此事做文章，是毛泽东确实因录音而发过火。那是1961年，毛泽东出巡南方，在湖南时，他发现自己这一行人中有机要室负责会议录音的人员，就面露不悦。

　　当他问汪东兴是谁让带录音人员时，汪东兴未向毛泽东说明录音人员是他打招呼带的，他没做周详的解释，结果毛泽东勃然说道：查一查人是谁派的，谁派的就开除他的党籍。

　　电话打到北京中央书记处，是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接的。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经书记处讨论决定：今后开会不再进行录音，并将以往的录音全部销毁，只留下极少部分内容涉及党内一些未做定论问题的录音材料。很多了解内情的老人，都觉得这样处理非常可惜，损失了我党许多珍贵资料。“文革”期间不少人还因这被演绎成的“窃听”事件，蒙受迫害。

　　如果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人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因录音而发火了。毛泽东很长时间一直对录音和做记录不太习惯。不光是毛泽东，还有许多中央或地方高级领导都对此不习惯。有时开会发言，搞录音的同志把麦克风放到他们面前，他们就毫不客气地将麦克风推到一边去。

　　叶子龙说：“我是1956年在山东，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对录音流露不满的。1958年南宁会议，毛泽东亲自提出不扩音、不录音。1959年在杭州开会，毛泽东一上来就讲：这次谈苏联问题，不做记录。柯庆施布置后告诉毛泽东，没有安排记录人员到会。毛泽东顺嘴说了一句：不光有用笔记的，还有用电记的呢。”

　　那么，中央开会做记录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当初这样做时，毛泽东是如何表态的呢？叶子龙说他也搞不清楚，虽说这些事情后来都归他领导的机要室管，但在延安、在解放战争后期，却并非由他负责。自从陈伯达、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后，中央开会，毛泽东的讲话有时就由他们做记录；有时江青也做记录。显然那时还没有固定的、专职的记录班子。

　　据一些机要室的长辈们回忆，他们从事会议记录工作大约是在西柏坡时期，采用速记的方式记录，这项工作属中央秘书处管，当时的处长是曾三，副处长有裴桐、王仲山、王凯。用器材记录，则是在进北京之后了，许多人回忆是始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器材录音最初是由广播事业局负责的，后来才归机要室。那时如果开会需要录音，有关负责人就会通知广播事业局派人到会录音。录好后，将磁带交给中央办公厅。

　　笔者问叶子龙：“对做记录一事，中央是否作过明确的决定，或者要求？”叶子龙说：“我对毛泽东是否专门就此作过什么指示没有印象。尽管毛泽东对记录、录音有时流露不满，但除了个别场合提议不记录、录音外，并未正式决定取消录音和记录。所以，负责记录和录音工作的人员，每当接到开会的通知，就前往会场录音、记录。直到湖南那次会议，毛泽东对录音之事发火了，书记处作出正式决定，才停止了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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