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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会议

1958年的南宁会议
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在1958年5月。在这之前，毛泽东于1957年冬、1958年春批“反冒进”；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大批周恩来，迫他承认“反冒进”的错误。南宁会议清除了发动大跃进的障碍，却使中央权力体制的弊端、政坛的“浮夸风”加剧，导致后来的大饥荒和饿死人。

反对冒进引发斗争

对于农业合作化、经济发展的速度，高层有意见分歧。毛泽东有脱离现实加快发展之想，主持国务院的周恩来、陈云，主张稳步发展，不提过高指针。

1956年，毛泽东宣布完成农业合作化（初级农业合作社转为高级社）、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他打算加快工、农业的发展速度，定出很高的经济指针；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则主张，正视地方干部盲目追求数字的“冒进”。

1956年6月，周恩来在人大会议上的报告，提到“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在刘少奇主导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在《人民日报》社论送审文稿上，毛泽东批“不看了”，以示不满。

1957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举行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指责“反冒进”。同年11月，他指示《人民日报》起草社论，批判“反冒进”，提出要来一个生产的“跃进”（12月12日发表）。

12月31日，毛泽东阅《浙江日报》社论后批示，鼓吹当“大跃进”的促进派；社论提及有“少数”的促退派，他把“少数”改为“许多”，下令《人民日报》转载。这是针对周恩来的举动。

南宁会议迫周恩来检讨

1958年1月初，毛泽东召集华东六省领导人在杭州开会（杭州会议），首次点名批判周恩来，指责“反冒进”和批个人崇拜，说：“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
毛泽东意犹未尽，于1月11至23日召开南宁会议，应召出席的是国务院和部分省的负责人，共20几人。在会上，毛泽东挖苦周恩来，令他十分难堪。

毛泽东先以“红而不专”嘲讽，他说：“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红了……如反冒进”。所谓管“实业”的人，是指国务院的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都被毛泽东批判。

在会上，毛泽东说：“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陈为民革的常委、张为教育部长）毛泽东提及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修改后发表），责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答：写不出来）……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此话一出，谁还敢讲话？周恩来被迫检讨，毛泽东的怒气稍减。但在3月的成都会议，毛仍批他，并鼓吹“不断革命论”。

毛泽东原想以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接任总理，但因周恩来认错而作罢。在成都会议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柯庆施和四川的李井泉、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河南的吴芝圃等是狂热支持者；1958年5月，柯庆施、李井泉进入政治局。

中共中央于1958年1月11日至22日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九省二市党委负责人共25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讨论和研究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国家预算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及长远规划的有关问题，进一步掀起生产建设“大跃进”的高潮。

　　15日，会议听取了薄一波所作的《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汇报提要(草案)》的发言。草案提出的主要指标是：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15．1％，即747．47亿元；发电量达到220亿度，增长15％；煤炭1．5亿吨，增长16％；生铁720万吨，增长22％；钢620万吨，增长17％；水泥765万吨，增长12％；木材2850万立方公尺，增长9．4％；机床2．6万台，增长3．3％；农业总产值增长6．5％，即642．5亿元；粮食产量达到3920亿斤，增长5．9％；棉花产量达到3500万担，增长6．7％。财政收入330亿元，增长7．22％；基本建设投资134．36亿元，增长12％。国家计划内职工年末达到2440万人，比上一年度增加40万人。薄一波在汇报中讲，上述计划的中心是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大力组织工农业生产高潮，迎接“大跃进”，为二个五年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建设铺好道路。会议还听取了李先念关于1958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和王鹤寿关于钢铁生产的指标问题报告。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和插话中，比杭州会议更为严厉地批评了“反冒进”。他说，1955年12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毛泽东指责《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的社论有原则性的错误，要检查从那以后宣传反冒进的评论和消息。他认为这篇社论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两字，骂我的我为什要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上是反冒进，方法是“攻击一点，不及其余”。16日，毛泽东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的文章，批评道：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造成会议气氛异常紧张，使反过冒进的领导人感到坐卧不安。周恩来顾全大局，对此未作任何辩解，并在19日晚会议上的发言中，对1956年下半年开始反冒进进行检查，承担了责任，说反冒进是1956年到冬季一段时间带方向性的动摇和错误。

　　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不断打破的平衡，组织新的平衡的“积极平衡论”观点提出的中央和地方都搞两本账的工作方法，提出中央和地方都要有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不公布。这种方法其结果造成主观主义的高指标，生产计划层层加码，并且指标随意提高，这是与客观经济规律相违背的。

　　由于这次会议，更加严厉地大批“反冒进”的结果，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人民日报》2月2日的社论宣称：“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从南宁会议以后的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在批判“反冒进”的气氛下，在党内还提出了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赶上英国的口号，以及苦战三年，使部分地区面貌基本改观等急于求成的，不切实际的号召。

　　2月19日，中共中央将《工作方法60条(草案)》转发全党。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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