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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秘工作

毛泽东同志不仅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是全国各族人民敬爱的领袖，而且在文秘工作方面也是一位身体力行和独具卓见的导师。今天，回顾毛泽东同志关于文秘工作的论述及实践，对我们每一个文秘工作者都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遇到危机情况，你们不必顾我，要先保护秘书和文件”

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决定建立秘书制，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央局五个成员之一，亲自担任秘书。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中央局秘书负责“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党中央的一切函件都要由委员长和秘书共同签署才能发出。毛泽东同志对党内各类文件的保管，始终强调“慎之又慎”。为了便于收藏，当时的文件纸张和版面要求尽可能地缩小，重要的文件还要求汇编成册，文件存放的库址绝对保密，只能一两个人知道。为了文件的保管安全，库址还须经常转移。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20年至1925年党中央被保存下来的文件材料有3700余件，而这些珍贵的历史材料正是毛泽东任秘书时保存下来的。

毛泽东同志不仅以身作则起草、收集、保管文书资料，而且要求部队和其他同志对文书资料精心爱护、严格管理。1930年12月28日，正当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斗紧张激烈时，他与朱德总司令发布了《红军第十一号命令》，要求各团、营、连把所有重要文件集中到师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党中央率领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在炮火呼啸中仍念念不忘他携带的文件资料。他一再叮嘱警卫员：“遇到危机情况，你们不必顾我，要先保护秘书和文件”。1979年11月，杨尚昆同志在广东省党委秘书工作会议上回忆说：“毛主席对于秘书工作一贯是重视的。长征时期，毛主席有一对竹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衣服，也不是吃的东西，而是文件资料。《长冈乡调查》《兴国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等都是从那一对竹箱子里头找出来的。他那个时候讲过，连性命都可以牺牲，但这些文件材料绝对不能丢掉。”被他看作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的这些文件资料，他亲自保管带到延安，至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1947年，蒋介石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矛头指向陕北，党中央实行战略转移，暂时撤离延安。毛泽东同志将长期积累、保存在中央秘书处材料科的文件郑重地交给了时任中央秘书处处长的曾三同志，而且一再叮嘱：疏散工作不要惊慌失措，文件材料的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人之手。

1949年，为顺利接管国民党机关的各类文书档案，毛泽东同志于4月25日亲自起草并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约法八章。布告数处提到接管文书档案问题，严肃要求在官僚政府和资本家企业中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之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财、机器、图表、账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并警告，“如有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则须予以惩办。”从而使一部分重要历史文件材料免遭毁灭。据统计，仅接收南京国民党中央一级党政军机关文书资料就达130余万卷。这些文书材料成为党和政府的历史财富，并在建国后开展的很多工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凭证与参考作用。

“各地不来材料……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

跟随毛泽东同志经风历雨的老秘书人员都记得，他对各类文书资料和调查材料的重要价值有着深刻的认识，对秘书工作的作用及重要性有过许多精彩的阐述。

早在二、三十年代，毛泽东就深深领略到：一个指挥员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策，正确的决策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以及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他说：“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

四十年代末，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

毛泽东同志革命活动的一生，是他从事社会革命科学研究的一生。而文书资料则是他科学研究的基础与条件。他说：“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在延安时期，他曾号召全党同志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

“我们自己非做收集材料的工作不可”

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对于文件材料的收集有不少精辟的论述。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他以马克思、列宁重视收集材料为榜样，强调收集文件材料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对党内，他曾严肃地指出：“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他还指出：“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为此，他号召全党重视对国内国际多方面材料的详细占有和研究，以利于工作。

毛泽东同志收集文书材料的范围与内容是十分广泛和丰富的，既包括我党我军直接形成的各种文件原件，也包括敌方的各类资料和出版发行的报纸、杂志、书籍等各种资料。

土地革命时期，无论是召开会议，还是找人座谈，毛泽东同志均做到随时随地收集情况和材料。在百忙中，他多次强调要前委秘书处和红军部队进行广泛的收集材料的工作。收集的范围包括：一是购买有关国民党方面的书报刊物；二是设法收集国民党军队的有关情报；三是开展社会调查、地理调查和军事调查研究，并要求将调查材料写成书面报告送红军总部。据当年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秘书人员介绍，长征途中，每当打开一个县城或集镇，他时常派人或亲自去查找敌人的文书资料，去邮局购买报纸和杂志，回来之后用红铅笔划出记号，或剪下来保存。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同志任中央军委主席。为了更好地征集红军战斗史料，1937年5月，他和朱德总司令签署下发了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并专门成立了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号召广大红军指战员，尽最大努力撰写出红军光荣战斗史，广泛征集各种革命历史档案与红军史料，编辑红军的战斗业绩史，以教育军队和人民。

1941年3月，他在一篇文章中特别强调要调查研究，强调研究和解决革命工作中的难题就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他深刻地指出：“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

（文章摘自《秘书工作》杂志2004年第1期。原题目：《毛泽东与文秘工作点滴》；作者：黄禹康）

注：本文来源为《秘书工作》杂志及微信号“秘书工作”（mishugongzuo），任何媒介转载均须注明来源，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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